美国经济胁迫一直以来都以中国为目标。从打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到对多家中企实施各种制裁措施，再到限制对华投资和出口管制，甚至纠集盟友限制对中国出口芯片和相关设备，美国对中国的经济胁迫已经到了极致。但是，这种滥施经济胁迫不仅针对中国，其他国家也受到了美国的长期、系统性的经济制裁。例如，古巴、委内瑞拉、伊朗、白俄罗斯、苏丹等国家遭受了美国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全面贸易禁运或贸易限制，冻结在美资产，并被踢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还被列为“支恐国家”。
甚至美国的传统盟友也没有能逃脱其经济胁迫的范围。例如，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后来又对日本的半导体和计算机产业实施贸易制裁，导致日本经济萎靡不振。对于欧盟来说，美国对多个欧洲国家的钢铁和铝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并对法国、德国的输美飞机部件加征关税也给欧盟带来了压力。
近年来，美国还迫使台积电、联华电子、三星、SK海力士、日本索尼等全球主要芯片企业向美国提供机密数据，以维持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主导地位。不管是法国的阿尔斯通、日本的东芝和丰田，还是中国的电信业和其他高科技产业，都成为了美国经济胁迫的受害者。
根据数据显示，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实施了超过3900项制裁措施，相当于平均每天都在使用“制裁大棒”。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的研究员马涛表示，通过自身的政策和行动，美国向世界展示了一种以经济胁迫和制裁来解决外交问题的“反面典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副所长杨晨曦称，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胁迫不仅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而且加剧了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严重动摇了国际经贸金融规则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使得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得不安宁。
马涛也表示，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内外需求低迷，全球企业对经济增长的预期缺乏信心，各国经济复苏前景并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经济胁迫策略给世界经济复苏和国际政治稳定发展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进行全球经济胁迫的根源在于其对自身霸权衰落的极度焦虑。无法通过正常手段获得国际经济竞争中的胜利，只能依赖于“大棒”来达到目的。然而，长期以来依靠经贸问题作为工具和武器，从长远来看将必然会对美国自身造成反噬。
马涛认为，面对美国对华实施的经济胁迫策略，中国应当排除一切外部阻力，促进经济尽快复苏。特别是，中国应该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为契机，深化与RCEP成员国的经贸合作，构建更加完善的区域供应链和产业链，不断提升中国与RCEP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关系，积极参与高质量的经贸协定谈判，有效化解美国及西方国家的经济胁迫。